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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救国保种，语文发生巨变，陷入空前困境
清末，随着封建社会日见衰亡，教育也更显衰颓。“儒学浸衰”、“官学积渐废弛”（俱见《清史稿·选举志》）清末的科举和学校风气甚为败坏，请谒舞弊、弄虚作假、贿赂成风。虽然当时的教育依然守着四书五经，而传递道德文明的功能却明显衰退。西方列强多次入侵，逼迫清廷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亡国亡种危机迫在眉睫。开明官员、社会有识之士，开始提倡向西方学习。晚清时期的中国首要的历史责任是救亡图存，教育在这段时期有了一系列变革，出现了“西学”，开办洋务学堂、派遣留学生，废除科举制度，等等。教育内容出现巨变：民国之初，停止了“读经”，翌年停止使用一切文言教科书。传统文化滋养民族的“脐带”就此斩断。为便利民众学习 ，语文其他方面有拼音化改革、文字改良、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这些改革的共同指向是：语文工具必须简易而有效；重点是言文合一：“我国言与文分离，故教育不能普及，而国不能强盛。”（劳乃宣《〈简字全谱〉自序》）“如欲开民智以自强，非使人人能读书，人人能识字，人人能阅报章……非有言文合一，字母简便之法不可。”（王用舟等《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言文合一，施诸社会，催生了新文化运动；施诸于语文教育，就有了1920年北洋政府训令学校将文言文改为语体文。现代语文教育的产生，从此开始。
语文巨变的原因含有相当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简言之是时代使然，但也有显而易见的谬误性：言文合一固然使交流“工具”简易化，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只要广大民众仍处在被压迫受奴役状况，没有基本受教育权，“开通民智”“普及教育”之类都近乎空想。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在其《平民教育概论》里有记述：据（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中国教育改进社统计，当时4亿人中有3亿2千万不识字。即80%不识字；到解放前夕，文盲占比仍在80%以上，可见30年无变化，“开通”、“普及”成了空喊的口号 。
但这一时期批判旧文化激进为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却长期未引起注意，即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化派”走到了一概否定旧有文化的危险道路。他们把中国的问题首先归咎为语言文字问题，提出许多国人难以接受的激进主张。钱玄同断定：“欲使中国不亡，非取消汉字不可 ”、鲁迅预言“汉字终当废去”，要“为我们而牺牲汉字”（《花边文学》）；他们判文言是“愚天下之具”、“僵死的语言”；胡适论断中国二千年的文学“只是没有价值的死文学”（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痛诋中国文学“雕琢阿谀”、“陈腐铺张”、“迂腐艰涩”，一心要推翻（《文学革命论》）；鲁迅公然主张“不读中国书”。中国文化域内的传统戏剧及中医中药等也受到这一派火力十足的攻击，叫嚣中国戏馆要“全部封闭”、“全数尽扫”、“尽情推翻”（钱玄同）。散布“中医是妄说”“不足信”，“要取消”，鲁迅就根本反对中医。 更令后人震愕的是他们以反对孔孟儒学为突破口，反对一切传统文化，陈独秀蔑称孔子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鲁迅称古书里只有两个字“吃人”，要人们“舍掉古文而生存”，钱玄同要将所有中国载籍“付之一炬”，此类过激言论发泄的是与传统文化不共戴天的仇恨情绪。二十年代“学衡”派学者、曾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梅光迪曾说：“灭其国者，多灭其文化”，所谓新文化运动成了可怕的文化自虐运动。与五四救国的性质相反，新文化运动开启了文化亡国的过程，一直延续到解放后，直至今日。
转回语文教学。自确定白话文为主体后，现行语文教育正式登上语文课堂，传统文化丧失了传承的主阵地。我曾经评论过，这种改变是缺乏冷静、理智、慎重的:一没有历史先例，二没有理论依据，三没有实践证明。（《再谈回归传统》光明日报2009年2月9日） 新式语文教育是在这“三无”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近百年的事实证明,它造成了始料不及的后果：既失去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又失去了道德文明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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